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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6:台湾“国统”与“终统”之路
发布者:炎黄赤子 时间:2010-2-24 浏览:878次 评论:0条

   存续了15年的“国统纲领”,见证了岛内最激烈的政党轮替年代的两岸互动。

两岸迈入和解之路

   自1978年12月,中共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经济改革开放的路线后,两岸关系即步入新纪元。1979 年 1 月 1 日,中共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释放出以和谈替代武力对峙的善意。随后中共当局提出国共和谈、一国两制等和平统一的大方向,使两岸气氛走向和解。

   1981年4月台湾当局提出“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蒋经国虽提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不过台湾也相应减低对大陆的武力对峙状态。上世纪80年代后期,蒋经国开放了两岸的民间互动及经贸往来。

   1988年蒋经国过世后,李登辉继任,初期仍维持既定政策方针。

   1990年2月,“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于台湾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提出《大陆工作报告》,提出大陆政策的本质就是国家统一政策。而在厘定大陆政策、推动两岸交流时,必须把中共与中国分开、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民区隔。

1990、1991年:国统会与国统纲领相继设立

   李登辉于1990年3月,获国民大会选举成为“中华民国第8任总统”,他于5月20日就职演说时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时代”为题,表示有关大陆政策部分,“期于客观条件成熟时,依据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公意,研讨国家统一事宜。”

   1990年8月间,“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召集马英九等人,研商在“总统”之下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相关事宜,辅助“总统”决定有关国家统一之大政方针以加速国家统一;并成立“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为权责单位,负责大陆工作之执行,且为中介团体(即海基会)的主管机关。

   当时总揽其事的“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即说:“国统会”是仿效西德“两德事务部”,韩国“国土统一院”机制,将未来中国命运视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国统会”成立后,于1955年即成立、隶属“总统府”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也正式裁撤,功能完全由“国统会”取代。“国统会”共34名委员,李登辉兼任主任委员,马英九任发言人。

   当时之所以要有“国统会”,也是因为国民党当时派系问题严重,李焕、林洋港与李登辉分别决裂,为化解外界关于他“台独”的疑虑,并巩固执政基础,李登辉先是邀请郝柏村担任“行政院长”,接着就推动“国统会”,以化解疑虑。

   “国统会”成立次年的1月,“陆委会”和海基会先后成立。“国统会”也即开始研议《国家统一纲领》,以求在终止动员戡乱后,将大陆自“叛乱团体”的定位调整为“政治实体”,并落实国家统一的终极目标。

   此外,“国统纲领”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台湾即将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中共当然不再是叛乱组织,所以如不进行修宪,则需以纲领性宣示重新定位中共与对岸政权的属性,甚至衍生彼此承认与进行谈判等问题。

   1991年2月23日由“总统府”资政陶百川在“国统会”提议,历时4个多月、九易其稿的《国统纲领》在“国统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主张海峡双方“在交流中不危及对方的安全与安定,在互惠中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

   尤其“国统会”讨论《‘国统纲领’草案》时,决议将中国统一应“尊重台湾地区人民的意愿”修改为“顾及台湾地区人民的权益”,虽引发民进党的批判,但时任“行政院长”的郝柏村在立院答询时证实,此举是为了避免予人“台独”或“独台”的口实,形成将来公民投票的伏笔,作为攻击台湾的借口。

   台湾“总统府”于1991年3月2日将《国统纲领》函送“行政院”参照办理。“行政院”则于当年3月将《国统纲领》交由“陆委会”协调各机关配合办理。此后,《国统纲领》成为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指导原则”。

   在台湾当局推动“修宪”的过程中,一度考虑将“国统会”订入宪法增修条文,使“国统会”成为隶属“总统”的法定机关,使“国统纲”领取得宪法依据。但因争议过大,包括统独争执、总统扩权争议无法弭平,最后并未纳入。

国统纲领面临岛内外压力

   不过《国统纲领》发表之初,北京当局除对“纲领”中“共建统一的中国”给予肯定外,对国统纲领揭示之目标、原则及进程等也抱持观察与质疑态度。例如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李登辉就职后,虽主张国共对等商谈,并在正式谈判前,应尽快实现两岸三通,扩大双向交流,有关两岸交流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可分别通过适当途径协商解决。但当年12 月 6 日,杨尚昆在“全国对台工作会议”讲话时,也指出台湾当局虽然一方面逐步松动三不政策,但却反对一国两制而谋求独立的政治实体,搞“一国两府”,并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促使中国的“和平演变”。又如《人民日报》也曾指责,有关《国统纲领》近程阶段诉求,是台湾要以独立政治实体进入国际社会,谋求外交上双重承认;同时质疑台湾当局未放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目标”,是不切实际之幻想;要求台湾当局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之现实。

   而在岛内,这一促进统一的正式提案从起草、审议起,就成为民进党与台独人士积极反对的目标。为表达抗议,民进党新潮流系随即提出有关中华民国主权不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文提案,也有人主张应将党名冠上台湾,借此向国民党摊牌。

   不过经过协调,民进党最后通过“我国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及外蒙古”决议文,放弃原先新潮流系所做类似“台独”的台湾主权独立提案,让争议降温。与此同时,就算国民党对“国统会”、“陆委会”、海基会等5个与大陆政策有关部门的成员,各给民进党20%的名额,民进党也不同意加入。

1992年达成“一中各表”共识,促成汪辜会谈

   1992年4月25日,由于大陆海协会在两岸事务性协商过程提出“一个中国”前提,为配合汪辜会谈举行的需要,“国统会”第7次全体会议特别就“一个中国”涵义进行讨论,终于在1992年8月1日,就一中涵义达成共识。即台湾当局认为,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双方赋予涵义不同。此即所谓“一中各表”的原则,亦为国民党所指“九二共识”的根源,之后并成为台湾方面与中共商谈“一中”问题的基础,对促成后续两岸互动有相当助益。

   1992年10月底,海基、海协两会在香港会谈,双方就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共提出13个表述方案,虽没有肯定结论,仍顺利促成后续协商及隔年在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

   此后两岸关系与协商的开展,走入一段春暖花开的和缓期。其中关于一中原则的争议,也的确暂时搁置了下来。

   1994年 1 月 1 日,李登辉在元旦致词中表示,台湾所谓务实外交的推展,有助于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分裂与分治的事实,却不妨碍中国未来的和平统一。1995年 1 月 30 日,江泽民则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江八点”,提及两岸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终止敌对状态的谈判。1995年4月8日,李登辉在国统会提出两岸关系的六点主张,即所谓的“李六点”,包括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上求中国的统一、两岸平等参加国际组织两岸领导人藉此自然见面等。这是两岸互动最和缓的时期。

“国统会”从沉默到终结运作

   不过随着李登辉喊出“台湾人的悲哀”,经历访美风波以及台湾“总统”大选中文攻武吓,两岸关系早已今非昔比。1996 年 1 月 2 日,台北举行国家发展会议后,出现新的转折,除了废省的政策方向外,就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国家发展会议达成36项共识,其中并提出有关“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宣示,北京当局则批判台湾的“国家发展会议”不提国家统一、也不提一个中国,而且主张要虚化或者是冻结或者是废除台湾省的这个名称,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的地位。

   而李登辉与台湾当局,则改口要求中共需务实面对“一个分治中国”的现实作为响应,并且在“不预设前提与条件”下,立即恢复辜汪会谈和既有的协商管道,解决两岸交流衍生的各种问题;台湾当局并质疑北京方面关于一个中国的定义愈缩愈小,对台独的定义却不断扩大。

   “国统会”成立后共举行过14次会议,最后一次集会是在1999年4月8日。李登辉在会中表明:“一、两岸关系的发展,必须从对等分治的历史与政治现实出发。二、在推动两岸关系时,应该坚持‘国家’的生存至上,人民的安危与福祉优先的立场。”他并提出,两岸应该恢复制度化协商,从而解决两岸交流所衍生的一些问题,并逐步建立两岸和平稳定的机制。

   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强调台湾自 1991年修宪以来,“已经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立刻引发美中台关系高度紧张,两岸互动紧缩,北京当局更表明,此举公开地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公开地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至此之后,加上台北当局的刻意回避,“国统会”能发挥什么功能便可想而知。陈水扁在2000年执政后,“国统会”自然更召开无期了。

   政党轮替后,陈水扁虽曾在就职典礼宣示“四不一没有”原则,承诺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但从未召开“国统会”,而是改成立“跨党派小组”,邀请中研院长李远哲主持,作为他在两岸关系上的咨询机构。

   跨党派小组于2000年9月2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陈水扁致词时强调,跨党派小组与“国统会”的功能可以并行不悖。

   事实上,陈水扁执政初期,也曾考虑接受海基会、海协会在九二年会谈的结果,因此创造出“九二精神”等名词,准备取代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两岸跨党派小组的研议两岸议题,更有积极处理两岸问题的身段与开放的态度。因此他于2002年5月9日,还特地在就职两周年并准备兼任民进党主席前夕,率领媒体负责人前往金门访问,并发表“大胆谈话”,提出两岸政经统合,民共两党党对党交流,并希望邀请江泽民到金门大担岛喝茶的构想。

   但是即使如此,陈水扁也明白指出,“国统会”已非两岸政策最后最高的决策单位,也非不可挑战的图腾与符号,他并曾公开指出,目前当务之急是运用跨党派小组的有效运作,而“不是回到有争议的国统会”,当时他已质疑“国统会”设置要点第一条“国家统一的政策目标是在自由民主原则之下”的“国家统一”这个前提,因此他在2000年9月1日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就已表示,“以统一为惟一选项系违反台湾民意”。甚至在李远哲主持的跨党派小组会议中,也提及“应回到九二年‘各自以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中原则’的共识,在既有基础上,希望未来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繁荣、民主的中国”,但陈水扁始终未对此松口表达赞同。

   2000年10月14日,跨党派小组总结两项建议,成为扁在操作两岸关系上的指导方针:首先,跨党派小组希望延续1992年与1993年两岸会谈曾有的良性对话精神,尽速恢复谈判;其次,论及1992年会谈的精神时,大多数的跨党派小组委员均认为92年“并无共识”。这为陈水扁提供了争辩的依据。

   随着岛内朝野对抗气氛加剧,陈水扁无预警地在2002年8月3日,一改他执政两年多的两岸路线,于倾向独派的世台会视讯致词中,提出台海两岸“一边一国”的说法,终于使得两岸和解之路告终。

   2005年2月24日的“扁宋会”,算是各方对陈水扁新中间路线的最后努力,只是陈水扁虽然签署了十点共识,承诺“四不一没有”与中华民国宪法法统,最后仍旧靠向基本教义派,并在民进党县市长选举挫败后,抛出废统议题。

   在“废统”的最后关头,陈水扁提出国安会报告,作为终止“国统会”运作的依据,强调在无法源的情况下,国统会应终止运作。

   正如台湾部分学者所指出,虽然扁政府执政以来的迟迟不运作已“使国统会名存实亡”,但《国统纲领》原本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内容的高度政治性文件,绝不可以纯法律角度来检视其可行性。存续了15年的《国统纲领》终于在陈水扁第二届任期中终止运作,的确有其时代的背景以及浓厚的政治意味。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8期 总第2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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