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神圣网-爱国主义教育和探讨强国之路的社会公益性网站
炎黄首页 炎黄时事 胜战策略 精彩动画 民族文化 国际风云 强烈推荐 专题报道 大中华战略
爱国诗文 华夏春秋 台海时局 他山之石 奖励评选 历史重现 和谐社会 炎黄史鉴 在线留言
当前位置 :炎黄首页 >> 炎黄史鉴
陈潭秋与其珍贵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
发布者:炎黄赤子 时间:2010-7-27 浏览:1213次 评论:0条

来源: 人民网党史频道  

内容摘要: 众所周知,最早回忆和记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文献,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于1936年上半年在莫斯科撰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据收藏者介绍,陈潭秋的这份《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翻译手稿已于2009年北京某收藏拍卖会上被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2万多元购得。

  众所周知,最早回忆和记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文献,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于1936年上半年在莫斯科撰写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该文同年发表于《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笔者不久前从一位民间收藏家手中发现了该文的翻译手稿。经与有关史料对照,发现该文献目前在各类党史书籍中有较大出入。为此,笔者就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一文及相关历史进行了研究,请诸位方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写作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1723日至81日在上海(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秘密召开的,由于特务的破坏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大会没有留下详细的会议记录和历史材料。陈潭秋的这篇《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是目前党史界公认的最早回忆中共一大的珍贵文献。

  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名陈澄,字云先,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书香门第。少年时进入武昌省立一中读书,1914年进入武昌中华大学补习班,1916年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学生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陈潭秋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秋,他大学毕业到湖北人民通讯社当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中共湖北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秋天,董必武、陈潭秋是主要领导人。党小组主要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赵子健、张梅先、包惠僧、刘子通、郑凯卿、赵子俊等。第一次小组会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召开的。会议决定在武昌多公祠5号设立机关,出版《武汉星期评论》作为小组的公开宣传刊物。作为湖北党组织的代表,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出席了中共一大,时年25岁。

  出席中共一大之后,陈潭秋自19219月开始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委员,中共武汉区执委委员长、组织委员。1923年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19274月,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共顺直省委常委。19298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他到青岛组建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并改组市委,之后巡视满洲省委的工作,组建哈尔滨新市委。193012月,陈潭秋在哈尔滨被捕,19327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1933年初,他和谢觉哉化装成商人,潜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2月,陈潭秋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1934年,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一次战斗中,他头部负重伤,被秘密送到上海医治。1935年,陈潭秋和陈云等一起前往苏联,入列宁学院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6年,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已经正式成立15年了。作为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陈潭秋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回首革命岁月,客居异国他乡的陈潭秋心生无限感慨,于是提笔写下了这篇《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也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献上了一份礼物,可谓是第一篇纪念中共诞辰的纪念文章。此前,中共从中央到地方从来没有举行过党的生日的纪念活动或发表纪念文章。第一次把71日作为中共党的诞辰纪念日,是两年后的19385月,由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明确提出的;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党的生日更是在5年后的19416月中共成立20周年的时候。此后,中共才在全党开始大规模举行纪念生日的活动。

  1939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同年6月至19429月,陈潭秋担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共驻新疆代表(至19432月)。在军阀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中共中央决定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临危不惧,决定自己最后一批撤退,说:“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走。”19429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把陈潭秋骗去软禁起来。当天,中共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和家属100多人也被软禁。927日夜,陈潭秋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被敌人秘密地用麻绳勒死。这一年,他47岁。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代表们因不知其牺牲噩耗,仍选他为中央委员。

《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三种版本译稿比较

  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以下简称“翻译手稿”),不仅最早指出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3名代表(包惠僧是正式代表),而且最早提出会议是在7月下旬召开的。因为历史原因,在中共一大的文献未能在国内保存下来的情况下,长期以来,陈潭秋的这篇文献被党史研究专家和广大学者、作家作为重要的权威史料参考、引用、摘录,影响非常广泛。但笔者经过比较发现,不同版本的公开发行的党史出版物中所收陈潭秋的这篇文章,其标题、内容却有多处不同,一些党史问题的说法也不尽一致,有的经过译者或编辑的修改、删节,情况非常严重,有的甚至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笔者在一位民间收藏家手中新发现的这份“翻译手稿”,不仅文字更接近1936年《共产国际》发表的原文,而且内容表述也真实可靠,十分珍贵。

  下面,笔者将三种不同标题和译文版本的史料与新发现的“翻译手稿”进行比较。

  第一种:标题为《回忆党的一大》

  此版本见《一大回忆录》第711页,署名“本社编”,知识出版社19806月第1版,小32开。选摘自《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在同期《百科知识》上,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文章和一篇建党史料,分别是陈潭秋的《回忆党的一大》、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和胡华、萧效钦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史料》。这三篇文章在《百科知识》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随后该社又收集了中共一大出席者发表的回忆文章或谈话共11篇,出版了《一大回忆录》一书。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摘自《西行漫记》)、董必武的《与尼姆威尔斯的谈话》(摘自《续西行漫记》)、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根据1955年访问李达的记录整理)、刘仁静的《一大琐忆》(19791221日)、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周佛海的《扶桑笈影溯当年》(摘自周佛海《往矣集》)、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摘自陈公博《寒风集》)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赴华回忆》和《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等。

  经比较,该书收入的陈潭秋回忆中共一大的文献版本,除标题与笔者新发现的“翻译手稿”不同及翻译语言中个别说法和用词不同外,编辑内容基本相同,尤其是后面大部分的删节内容与“翻译手稿”中删除的内容高度一致。从该版本发表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的时间来看,这是陈潭秋关于一大的回忆在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版本。

  鉴于《共产国际》亦有中文版,201015日,笔者专门请教了《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作者、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他告诉笔者,他本人亦没有看到刊登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的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但记得当时陈潭秋的这篇文献是由几个懂俄文的青年人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一大回忆录》也正是他当年编辑的。对于笔者发现的这份“翻译手稿”的情况及其他版本内容上的异同,他说,因为年代久远,很难回忆清楚了。

 第二种: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此版本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852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人民出版社19808月第1版,32开。该书收入的陈潭秋回忆中共一大的文献版本,在翻译语言、语气和有关党史问题的说法上,均与“翻译手稿”有较大出入,可以完全断定译者不是同一人。如:该版本的第一句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而“翻译手稿”中的记述为:“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关于“九个客人”到上海的目的,该版本译为:“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翻译手稿”中则是这样表述的:“这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还有,“翻译手稿”中说:“李汉俊在四次党的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联系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即被安徽军阀枪毙。”而该版本则说李汉俊是“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军阀枪弹之下”。此外,包惠僧(鲍怀琛)的姓名、关于与会代表的介绍、会议经过以及对一些建党问题的争论,在翻译上也有许多较大的出入和不同。该版本公开发表晚于第一种版本近一年时间,但收入图书出版的时间却十分接近,同在1980年,只是此种版本是在8月,上一种版本是在6月。而此种版本中的文字翻译和一些党史问题的说法在政治上虽然成熟一些,但似乎有编辑修订和加工成分。

  第三种:标题为《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版本见《从一大到十七大》第3539页,李颖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月第1版,小16开。该版本标题与“翻译手稿”的编辑删节版一模一样,除了文中有个别文字不同外,后面删除的文字段落也全部恢复。但该书编者在编选校注中出现两处差错:一是在文中“广东的代表为鲍怀琛”之后,编者在括号内错误地添加了“此处应为陈公博”的注释,而且下文中竟然又出现了“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翻译手稿”的表述为:“广东的代表为鲍怀琛,后变为叛徒,向国民党投降了”,“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十分清楚,这是符合党史事实的。二是编者在该版本倒数第三段中出现了重大差错,即:“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布什维克及超左的倾向”,而“翻译手稿”中的表述为:“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孟什维克超左的倾向。”该版本中的“反对了布什维克及超左的倾向”与“翻译手稿”中的“反对了孟什维克超左的倾向”,虽然仅两字之差,但其所代表的意义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另外,此书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还曾以《从一大到十六大》书名出版过。

  此外,由张静如主编,梁淑样、刘道慧撰稿的《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卷出版公司20085月第1版)一书,也收入了陈潭秋的这篇文章,标题则改为《陈潭秋对中共一大的回忆》,其所收录部分与“翻译手稿”基本相同,但因为内容大量删节,无法看清全貌。

 对《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的考证

  笔者新发现的这份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的翻译手稿,16开,纸质发黄。译者用黑色钢笔手书,编者似用粗钢笔修改(应为红色钢笔,但因时间久远退色接近黑色),译者和编辑修改者不详,时间亦没有注明。“翻译手稿”首页标题区有用绿色笔标注的印刷字体和字号(文章标题似标为“111号仿宋”,陈潭秋三字标为“老五号”),其左上角还有绿色钢笔标注的“第二篇”字样。“翻译手稿”首页的流水码为4,依次至第10页,共计7页。在第45两页上有用红色毛笔书写的“海”字;在第6页上部空白处有一手书简写“孙”字,第78910页的顶部页眉空白处有手书繁体字“孙”字,笔者认为,这“孙”可能系译者或编辑修改者的姓氏。

  从“翻译手稿”和手稿上编辑删节的字迹、字体上看,“翻译手稿”是经过了不同的人(肯定不是译者本人)进行了大量修改,如:原标题为《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修改为《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且个别地方在修改时还出现了重大的、明显的错误,如:开头第一句“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的“七”修改为“六”,“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七月底开的”修改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七月初开的”。还有,“翻译手稿”上陈潭秋姓名右下方注明的撰写时间和写作地点“1936年于莫斯科”被删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流水页码第8页最后一段的下半部分(共计6行)和第9页、第10页均被完全删除。而从文稿的文字书写上,手稿中有多处使用了现在已经不使用的简化字,比如:“第”字写成草字头的简化字、“国”字写成了“■”、“面”字下部写成了“口”字,有的“党”字还简化速记为“T”字母,等等。这些简化字都是“文革”时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流行的,而且手稿文字还大量夹杂着繁体字。这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删除,正好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十分相似。

  笔者虽未看到原载于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的原文,暂时也无法考证到当年的译者和编者,而且收藏者也透露该“翻译手稿”系从高层流落民间,还有一些专家从字体、墨迹、纸张上分析认为“其抄写时间不会晚于20世纪50年代”。但笔者认为,这份“翻译手稿”翻译或抄录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估计是1978年前后,距今已经30多年。如果让笔者更大胆地推测,该手稿亦有可能是《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译稿的手稿和编辑稿。但无论怎样,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翻译手稿的发现,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收获。我们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对它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和发掘,找到最准确的答案,形成更接近原稿的准确统一的译稿。

  (据收藏者介绍,陈潭秋的这份《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翻译手稿已于2009年北京某收藏拍卖会上被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2万多元购得。)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进行文章评论
炎黄神圣网-爱国主义教育和探讨强国之路的社会公益性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