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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启国史修订工作 纠正文革所酿缺憾(图)
发布者:炎黄赤子 时间:2010-8-9 浏览:1073次 评论:0条

点校本前四史曾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作品。

  20064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后,专家们合影,坐于前排中间的老者为任继愈,徐俊为国史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后排左三)。

  ■ 对话动机

  被誉为五千年“国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点校本,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但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

  2005年,中华书局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准备工作。今年711日,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预计2015年全部完成。此次为什么要修订?如何修订?本报对话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

  ■ 对话人物

  徐俊 中华书局总编辑,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为何重修国史?

  “存有缺憾,阅读不便”

  新京报:为什么要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进行修订?

  徐俊:先要了解的是,宋元以来历代都有整理刊印正史的传统,形成不同时期的通行版本,如宋代通行的“十七史”、明代通行的“二十一史”,清乾隆时期整理刊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是近代最通行版本。

  新京报:历次校刻,重点都是什么地方?

  徐俊:重点是文字校订和勘误,也有些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如清朝的殿本前后两次校刻,就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进行较多改动,此外,《明史》殿本与库本差异甚大,《元史》乾隆殿本与道光殿本也多有不同。

  新京报:最近一次整理是什么时候?

  徐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指示下,中华书局组织实施“二十四史”的整理,形成第一部有完整标点校勘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第一次将全套正史从古董书架上请了下来,成为人人可读的现代整理本”。整理工作从1958年到1978年,经历了20年。

  新京报:但点校本出齐刚过去三十年,如今为什么又要修订?

  徐俊:这主要由于受当时政治、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给读者利用带来不便。

  存有哪些缺憾?

  “二十四史,体例不一”

  新京报:能否详细解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不足和缺憾在哪里?

  徐俊: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1958年,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随即在中华书局组织下,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

  由于时间比较紧,导致“前四史”的整理方式、体例都不一样。最后只有《史记》赶在1959年国庆前夕出版,其他三种直到1965年才陆续完成。

  新京报:其他各史什么时候整理出版的?

  徐俊:在整理“前四史”的时候,其余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也陆续展开,由于参加点校的学者分散在全国各地,时间难以保证,1963年,中宣部发文将各地点校者全部借调到中华书局。那一段没有太多政治干扰,后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点校体例,在这一时段基本得以确立。1966年,“文革”爆发,整理工作停滞。

  1967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但由于政治干扰严重,随着戚本禹的垮台,点校班子自然解体。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重新上马。《清史稿》的点校,虽然1958年就提出了,但真正开始是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恢复后的事情。

  1977年底《清史稿》和《宋史》相继付型,次年初出版,点校工作完成。

  新京报:其他各史也存在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吗?

  徐俊:也有,整理工作历时20年,前后三个时段工作方式、校勘标准都略有差异。

  为何存有缺憾?

  政治风气影响标点符号

  新京报:“文革”期间,当时的政治风气对点校工作是否有影响?

  徐俊:这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学术界提倡“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具体到点校工作,要求尽量简洁,因此学者们做的很多校勘、考证工作并没有能够在校勘记中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说,点校本并不能全部反映当年工作的实际水准。

  新京报:这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

  徐俊:在力求简单的思想指导下,有几部史都没有采用底本校勘的方式。

  每部史书在历史上都有众多不同版本,这就要求我们整理时首先要确定一个好的底本。但点校本中部分史书采取了“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做法,也就是不用某本作为校勘底本,而是多本合校,觉得哪个本子文字好就直接采用哪个,不出校说明。

  这是受质疑相对集中的地方,这次修订我们要求每部史都必须确定好的底本,彻底解决“不主一本”的问题。

  新京报:政治风气有没有给内容方面带来什么影响?

 徐俊:政治风气对点校本内容的实质性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政治对点校工作影响最大的时期,是1967年的短暂恢复阶段。那个时段,要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明史》里这样的一段话: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新京报:这些都是时代观念的局限。

  徐俊:是的,不仅是标点,在分段提行的问题上也讲阶级斗争观点,按照体例应该按年月来划分的,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当时就要求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如涉及陈胜、吴广、黄巢等人的内容都进行分段提行。现在的点校本《三国志》、《陈书》、《周书》,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形。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文革”期间,1967年短暂恢复阶段的做法,但这个时段的点校工作,没有形成有价值的成果,所以在现在通行的点校本中没有留下明显痕迹。

  重修国史各方态度?

  专家呼吁,温家宝批示

  新京报:学术界是怎么看待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这些瑕疵的?

  徐俊:点校本出版后,学术界有不断讨论的札记文章,甚至有的还写出了专书。

  新京报:这次提出修订经历了什么过程?

  徐俊:作为点校本的组织实施单位,中华书局一直关注这些意见,也觉得应该趁当年参加点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中华书局参加过点校的一些老编辑都还健在,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时候,尽快组织修订。

  新京报:做了哪些准备?

  徐俊:2005年,我们对1958年到1978年点校本整理过程中的全部档案进行了清理,同时组织专人从编辑角度研究每史都存在哪些问题,形成了调研报告。

  新京报:调研报告都提交给哪些部门?

  徐俊:调研报告呈送出版主管部门,我们广泛听取意见,还向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四位老先生作了汇报,修订工程开始后,任继愈先生担任总修纂,另外三位先生担任学术顾问。

  新京报:老先生们的呼吁有作用吗?

  徐俊:在他们呼吁下,200511月,温家宝总理和陈至立国务委员分别对修订工作做了重要批示,修订工程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资金支持。

修史力量水准如何?

  修史水平位于最前沿

  新京报:这次修订有多少人参加?

  徐俊:这次共有200多名学者参加,大多来自高校,也有来自科研机构、文博系统。

  每部史都确定一个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这些主持人的学术水平与以前的学者相比如何?

  徐俊:目前各史主持人都是各断代史和专书研究的权威学者,这支队伍代表了断代史和基础文献整理的最前沿水平。

  新京报:这次修订与三十年前比较,社会和学术环境有什么变化?

  徐俊:因时代变迁,学术风气变化很明显,如现在的学术考评重论文、论著,轻典籍整理,对包括修订工程在内的古籍整理工作,都有不利的一面,导致参与者难以全身心投入到修订工作上。

  新京报:与上次相比,现在研究有哪些有利条件?

  徐俊:30年来,在文献研究的深入、善本和大量海外古本的利用、出土的文献、简牍,以及检索技术的进步,都对修史有益。

  新京报:对目前修订的阶段成果,你怎么评价?

徐俊:已通过评审的各史样稿普遍受到肯定,我个人对新的升级版本有充分信心。

 来源: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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